点击关注张凯律师微信公众号:凯旋美门
《无问西东》是为清华大学拍的百年校庆献礼片,它记录着清华大学作为几代人的名校,思想和精神的传承。
“立德立言,无问西东”,是清华的校歌,表达着清华自由、独立的学术精神。
01
传说中的校训
相传清华大学原来的校训是:“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,独立精神,自由思想”。
之后,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,他的校训是:“又红又专”“听话出活”……
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,之前相传的十六字的校训,变为了八字校训:“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”
该校训一直延续到如今。
何以清华大学会有相传的十六字校训?
清华校训丢掉了“独立精神,自由思想”。
然而,这才是真正的清华精神。
02
大师云集的清华
《无问西东》里,我们看到在此精神之下的清华,是何等辉煌、炫目。
清华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:大学,非大楼也,是大师也。
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,清华,也真的成了大师风云际会的地方。
影片里,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清华人是:梁思成、林徽因、梁启超、王国维、徐志摩、孙立人、冯友兰、钱穆、蒋梦麟、杨振宁、马约翰、钱钟书、沈从文、朱自清、陈省身、华罗庚、穆旦、闻一多、陈寅恪、袁复礼、邓稼先……。
这长长的名单,哪一个拿出来,都会让我们现代人心醉魂迷,叹为观止。
作家岳南说:这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,第二次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时代。
这不免让我们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:“为什么天才成群的来”?
03
钱学森之问:大师去哪了?
在这次复兴之后,清华一下就冷清了很多。别说大师,连个名家都很少。
最后,温家宝总理都看不下去了。
2005年,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,钱老感慨说:“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,还没有哪个的学术成就,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。”
钱老继而又发问: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”?
温家宝说:“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,也是很大的鞭策。”
这当然不仅仅说的是清华。
但是钱学森作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亲自颁发过聘书的老师,对比那个大师云集的清华,何尝不是更加感到没落和失望?
以钱学森的眼界和学识,难道他不比温家宝总理更加知道,为什么我们现在无法培养出大师吗?
看来,钱学森深知“看破不说破,还能做朋友”的道理。
04
真正的清华精神
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,在与梁启超、王国维并称“清华三巨头”的陈寅恪看来:这是他一生学术追求的精神和目标。
他在《对科学院的答复》中的第一句话是:“我的思想、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。”
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的碑文中说:“思想而不自由,毋宁死耳……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,”
他在该文中还说:“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,且须以生死力争”。
在陈寅恪看来: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,值得为其而死。
之后,“独立精神、自由思想”这八个字也刻在了陈寅恪自己的墓碑上。
05
日本的经验
事实上,独立精神、自由思想不仅仅是他那个时代学人的共识,也是世界学人的常识。
根据2017年FT中文网的一篇《人格独立与学术自由:日本学者的启示》文章。
该文章对日本的教育考察和研究,作者将此学术成就归因于:人格独立与学术自由。
而小小的日本,已经有22位诺贝尔奖。从2000年到2016年,日本几乎每年都有人拿诺贝尔奖。
他的研究称:“从东大到东洋文化研究所,遵循严格的教授自治模式,基本上除了特别细枝末节的事项外,学校或研究所各项事务的安排都要经教授委员会讨论通过。”
对于日本高校这种教授自治,日本政府其实很头疼,因为学者“不听话”对他们可不是一件好事。为此日本文部省还曾专门修改了大学教育法,明文规定公立高校实行首长负责制,即校长、院长(所长)说了算。
但对于这个规定,早稻田、庆应、明治等私立大学根本就不理会,而且即便在公立大学里,日本政府的愿望也常常是落空的。
作者最后称:人格独立是学术自由的前提,不唯命、不唯上,应该是做学问者的伦理底线。
事实上,这样的经验根本不需要从日本学习,清华大学在大师辈出的时代里,就是这样。
06
赶走校长的清华
“独立精神、自由思想”是清华大学真正的传统。
1930年的初夏,国民党试图将党义嵌入教科书中,让清华学生们学敬军礼,接受驯化。
当时,罗家伦宣誓“受命党国”,就任清华大学校长。
按说罗家伦也是个进步青年,他是蔡元培的学生,在五四运动中提出“外争国权,内除国贼”的口号。
但其任清华校长期间,积极配合政府,试图对清华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,甚至成立政治训育部,监管学生言论。
很快,清华学生就自发抵制,冒着被开除的危险,为拒绝军训、党义而罢课。
教授们也与所有党义课老师疏远。
无奈之下,在清华礼堂内,罗家伦当着全体师生的面被迫提出辞职。
结果学生们纷纷表示:“无论国父同意与否,我们皆无挽留之意。”
这样,进步青年罗家伦校长,就被清华学生轰跑了。
6月间,阎锡山派来新校长——清华1919级毕业生乔万选。
可是教授们对这位仁兄丝毫不感兴趣。
学生则认为此人还不如罗家伦,“依他的资格、程度和名望,至少还得做十年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才行”。
乔万选软的不行就来硬的。牛哄哄地带着三汽车武装卫兵及一干人马护驾,企图武力接任,
刚到校门口,就被学生纠察队挡驾。
之后,他签了“永不任清华校长”的保证书后才被放走。
清华学生天生热爱自由与独立,他们容不得当局政府的随意介入。
之后,他们将教育部提名的校长拒之门外,11个月清华无人管理。
最后,清华师生向教育部提出了担任校长的5个条件:
1、没有党派色彩。
2、知识渊博。
3、要有很高的威望。
4、人格要高尚。
5、能实实在在发展清华。
罗家伦被轰走后,又几经更迭。
直到梅贻琦接任之后,清华才开始稳定下来。
07
梅贻琦担任校长
梅贻琦刚来的时候,学生对其也是观望和不信任态度。
但很快,学生发现梅贻琦把“人格独立、学术自由、教授治校”作为其教育理念,才日渐接受了这位校长。
梅贻琦也成为清华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。
这位梅贻琦就是《无问西东》里向吴岭澜传授“真实”真经的那一位。
人说: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,奠定了清华的校格。
梅贻琦称:“大学教育之重,在于人格。如果一个学生没有完善的人格,那么走上社会也不会对社会有利。”梅贻琦将学生的独立人格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。
他力争贯彻清华的自由传统,平时寡言少行,作为校长,他推行无为而治,坚持教授自治。别人问他意见时,他的回答常常是”吾从众”。
梅贻琦说:“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。”
当时,激进的闻一多也在清华任教,梅贻琦虽然不甚喜欢他,与其政治观念相左,然而,却在蒋介石过问此人时极力为其辩解,才把闻一多保留住。
08
传奇的西南联大
抗日战争期间,北大、清华、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,就是《无问西东》中那个战火中的大学。该校被誉为“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”。
该校提出:“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,外筑民主堡垒”。
它在不到4000名的毕业生中,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、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、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、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。
清华校长梅贻琦接管了这个学校后,更是发扬“独立精神、思想自由”之精神。
西南联大成立了“教授会”。“
教授会”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,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,处理学术事务。
与上面说的日本的教授委员会雷同。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大事,制定各项规章。这就是中国教授治校的开端。
西南联大承继清华传统,始终践行着自由与独立的精神。
1939年,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后,以战争为由,要管制西南联大,“做院长的人,一定要加入国民党。”对此,西南联大不以为然。
联大“教授会”因此撰文说:“对于大学,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,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、选择人才的自由。”
不仅仅对待政府,西南联大保持着一个大学的风骨,不卑不亢。在其内部学生与老师之间,也传承着这样的精神。
教师在讲授内容、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,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。
联大学生、小说家汪曾祺回忆说:“老师讲课绝对自由,讲什么、怎么讲,全由自己掌握。”正因自由,教授们极重创新,“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,以照本宣科为耻。”
前面提到的陈寅恪,被称为“教授中的教授”,他更是创新见解之典范,他提出了四不讲:“前人讲过的,我不讲;近人讲过的,我不讲;外国人讲过的,我不讲;我自己过去讲过的,也不讲。”
陈寅恪的课,旁征博引,指点中西,能完全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,冯友兰、吴宓等教授都常去旁听。
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说:“教师之间,学生之间,师生之间,不论年资和地位,可以说谁也不怕谁。课堂上,学生可以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,而教师不会生气,反而对学生更加欣赏。”
那时,做学问的风气就是这般纯良。
在西南联大,平时学生考试,不必按教师讲义来答卷,意见与教师相左,只要有根据,也可拿高分。
这样的学术氛围,也难怪西南联大会成为中国大学的一段传奇。
那么,我们一定会问:西南联大承继了清华的传统,清华此传统从何而来呢?
其缘由:1、经济独立;2、基督教精神的发扬。
09
基督徒的血换来的清华
清华大学的建校以及之后到1949年,学校经费不是国家拨款而是来自庚子赔款。
因义和×杀害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而引起的庚子战争,清政府拿出来的庚子赔款,最大的受益人是中国的民众。
在宣教士的斡旋下,庚子赔款大量的退还,用于中国的医疗和教育。
“庚子赔款退得最彻底的是美国人,它真的就是一分钱没要,现在基金会还在运作,只不过1949年以后,因为不可描述的原因,退回的钱只能给台湾新竹的那个清华大学,而给不到大陆的清华大学。”(资料来源于: 张鸣,《「义和团」 运动(续)》)
可以说:今天的清华大学是用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血换来的。
不花国库的钱,当然会多几分硬气。
10
基督教在清华的传播
而更重要的是,清华基督教精神的传承。
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在美国留学期间,寄宿在基督徒家庭,1878年受洗成为基督徒,并与24位留学生共同创办“兴华会”,即为促进基督教在中国发展而成立的社团。
他回国后,参与北京、上海等地的基督教青年会。这个青年会实质就是一个查经班。当然,它不仅仅限于日常查经学习,还参与各种社会服务。
当时清华中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,占清华学生的半数。
之后清华历史系麻伦教授,发起基督徒购买海淀房产,用于礼拜之用。后来就逐步发展为今天的海淀教堂。
唐国安看到,中国之强大更在于年轻人的心意更新,更需要上帝的恩典。
于是他参加关于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留学之用的谈判。
1909年他带着47名留学生赴美学习,其中就包括上面介绍的对清华影响最大的校长,梅贻琦。
这次赴美留学的机会,让梅贻琦也成为了一个基督徒。
回国后,他在清华服侍基督教青年会,常常带领学生查经。
梅贻琦在清华做校长期间,秉承着 “非以役人,乃役于人”的精神。这就是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章28节「正如人子来,不是要受人的服事,乃是要服事人……」的教导。
因着这样的精神,他在做校长期间,才敢于削减自己的行政权力,实行教授自治的模式,而他自己则成为一个服务大众的仆人形象。
古老的中国,在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学术江湖中,哪里听过思想自由、独立精神。
而这八字箴言,却使得清华顿时如同一条清流,引动了人们心中对真理的渴求和懵懂的芳心。
霎时间,出现了万马奔腾、高手云集的场景,让人猝不及防。
而独立精神、自由思想,也恰恰来自那些描绘这所学校蓝图的基督徒的信仰之手。
在《圣经》的启示下,他们深知:每个人在造物主那里获得了自由与独立。
清教徒为这个世界贡献出的良心自由,是后来诸多自由的精神基础。
上帝才是良心的主宰,而不是凯撒。
这是清华学生敢于冲破党国之厄,选择自己校长以及抗衡驯化的源动力。
这也是那些大师可以如活水般涌出才华的真实力量。
愿上帝再一次祝福中国。
张凯于2018年1月30日记录
张凯律师文章会在本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发布
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:凯旋美门
阅读量 1,056